1950年，重庆毛纺厂的一场公审大会后，特务徐君模被押赴刑场，执行枪决。镜头记录下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：五花大绑，跪倒在地，面色阴沉，垂死前的挣扎已毫无意义。
时间回到更早一些。1949年11月30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入重庆，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成立，贺龙、邓小平等负责接收工作。
城市很快恢复秩序，但并不平静。根据《重庆公安志》记载，解放初期仍有军统、保密局残余人员潜伏市区，一些人改名换姓，混入企业与居民区，暗中串联，制造谣言，试探社会反应。
徐君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公安视线。抗战时期重庆为陪都，军统系统势力庞杂，徐远举主管西南特务事务。1947年至1949年间，重庆城内监控、抓捕地下工作者的行动频繁。
公开档案显示，部分特务长期从事盯梢、审讯和线索搜集。徐君模被指参与此类活动，并在重庆解放前后继续为残余势力打探消息。
1950年，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。3月以后，各地公安机关加紧清理潜伏人员。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，明确要求依法处理特务分子。
重庆作为西南重镇，案件数量较多。公安机关设立专门举报窗口，群众检举线索迅速增加。一些受害群众在座谈会上指认过去参与迫害的人员。
徐君模的名字多次被提到。
调查并非一蹴而就。办案人员核实过去的抓捕记录、关押名单、审讯笔录，调取解放前留下的档案材料，与多名证人反复对证。
卷宗逐渐充实，证据链条形成。重庆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，判决结果报上级审批。整个过程在当时的制度框架内完成，并未草率处置。
毛纺厂成为公审地点，并非偶然。解放后，重庆毛纺厂恢复生产，工人数量众多。公开宣判既是司法程序的一部分，也是向社会说明事实的方式。
大会上，多名曾被非法关押或受到牵连的群众陈述经历。有人提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抓捕，有人讲到亲属在监所中失去音讯。徐君模站在台上，面对一条条具体事实，辩解空间越来越小。
审判当天的气氛严肃。宣判书宣读完毕后，秩序维持人员将徐君模押离现场。那一刻，许多围观者沉默不语。
从1949年11月重庆解放，到1950年镇反展开，不过一年时间。城市接收、工厂复产、社会整顿同时推进。清理特务网络，是维护新生政权安全的重要环节。
根据地方志资料，1950年至1951年为镇反高峰，重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，市场逐渐稳定，企业运转步入正轨。
徐君模案件放在这一背景下，更容易理解。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历史阶段中的一段记录。镜头定格在刑场的一瞬，却无法呈现此前长时间的调查与审理。
重庆这座城市在经历战乱与屠杀之后，需要秩序，需要法律，也需要对过去作出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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